王导深吸一口气,缓缓说道:“陛下,依臣之见,我们可以以‘克复中原’为旗号。如今北方沦陷,大量流民南迁,这正是凝聚人心的绝佳时机。”
司马睿闻言,眼前一亮,但随即又面露难色:“可是,中原已经失去,这旗号……又该如何兑现呢?”
王导苦笑一声,解释道:“陛下,我们可以先立下这个旗帜,然后再从长计议。当务之急,是要稳住江东的根基,让士族们看到我们的决心和实力。”
就在这个时候,北方的局势变得越来越混乱不堪。永嘉五年(公元 311 年),匈奴军队如饿虎扑食般在宁平城对晋军发动了猛烈的攻击,这一战,晋军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惨败,十余万英勇的将士们在敌人的刀枪之下惨遭屠戮,鲜血染红了大地,惨叫声响彻云霄。
然而,这仅仅是噩梦的开始。同年六月,洛阳这座曾经辉煌的城市也在匈奴铁蹄的践踏下沦陷了,晋怀帝不幸被俘,成为了敌人的阶下囚。这一系列的变故,被后世称为“永嘉之乱”,它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动荡。
这场浩劫使得无数北方的士族和普通百姓失去了家园,他们被迫背井离乡,踏上了南迁的艰难之路。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徙,人们扶老携幼,流离失所,一路风餐露宿,饱受艰辛。
二、"王与马,共天下"的魔幻职场
建兴五年(317年),司马睿在建邺正式登上晋王的宝座,这标志着东晋政权的初步建立。然而,这个新生的政权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它的不平凡,因为它内部隐藏着一种畸形的基因。
王导,这位东晋的开国元勋,此时正处于权力的核心。他在内居中执掌朝政,总揽百官,成为事实上的宰相;而他的堂兄王敦,则在外手握强兵,坐镇荆州,势力如日中天。朝堂之上,形成了一种奇特的格局——“王与马,共天下”。
在一次朝会上,王导当着满朝文武的面,毫不留情地斥责司马睿:“陛下近日怠于政事,长此以往,何以服众?”司马睿被这突如其来的指责吓得脸色苍白,他像一个做错事的孩童般,低着头,连声称是。
退朝后,司马睿如释重负地回到后宫。他独自一人躲在角落里,啃着桃子,心中却充满了懊悔和无奈。他喃喃自语道:“早知今日,何必当初!如果我还在琅琊做个闲散王爷,岂不是更加快活自在?”
王敦的跋扈已经到了让人无法忍受的程度。太兴四年(321 年),司马睿为了制约王氏家族的势力,决定任命戴渊为征西将军、刘隗为镇北将军,让他们分别都督六州和四州的军事。这个消息传到荆州后,王敦怒不可遏,他猛地一拍桌子,怒吼道:“竖子竟敢如此!”
王敦对司马睿的这一举动感到极度不满,他认为这是对他权力的严重挑战。于是,他毫不犹豫地直接上书朝廷,毫不掩饰地指责戴渊和刘隗是“乱政误国”之人。
司马睿看到王敦的上书后,气得浑身发抖。他无法容忍王敦如此公然地对他的决策进行指责,毕竟他才是皇帝,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。司马睿愤怒地喊道:“朕乃天子,岂容他人如此放肆!”
然而,面对司马睿的愤怒,王敦却毫不畏惧,反而发出了一阵轻蔑的嗤笑。他回应道:“若无我王氏,陛下这皇位,不过是镜花水月罢了。”这句话无疑是对司马睿的一种极大的挑衅,表明了王敦对自己家族势力的极度自信以及对司马睿的轻视。
为了打破王氏家族的垄断局面,司马睿决定重用出身寒族的刘隗和刁协。刘隗深知王氏势力的强大,每日都向司马睿进谏:“陛下,王氏一族权势滔天,如果不趁早铲除他们,将来必定会成为您的心腹大患啊!”司马睿听后,紧紧咬着牙关,下定决心道:“那就削减他们的兵权,分化他们的势力!”
然而,司马睿的这一举动却彻底激怒了王敦。永昌元年(322年)正月,王敦以“清君侧”的名义,在武昌起兵造反。他在檄文中严厉斥责刘隗和刁协是“谗佞乱朝”之人,并扬言要“匡扶社稷”。
当这个消息传到建康时,司马睿惊恐万分,急忙召见刘隗和刁协,共同商议应对之策。然而,当他见到这两个人时,却突然改变了脸色,怒喝道:“都是因为你们的挑唆,才导致这场大祸降临,现在你们各自逃命去吧!”
可怜的刘隗无奈之下,只得逃往北方,投奔后赵。而刁协则在逃亡途中,被他的部下残忍杀害。
三、王敦之乱:老板与大股东的撕逼大战
永昌元年(322年),长江之上,波涛汹涌,一艘艘战船如长龙般绵延数十里,船上的战旗猎猎作响,遮天蔽日。王敦站在旗舰的船头,身披铠甲,威风凛凛,他的目光如炬,紧紧地盯着对岸的建康城,嘴角泛起一丝得意的笑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