万历十四年深秋的紫禁城,乾清宫的铜鹤在暮色里投下瘦长的影子。御座上的朱翊钧案头堆积的章疏像座小山,最上面那本的封皮赫然写着“请册立东宫以固国本”——这已是本月第三十七封同类奏折了。
“又是这些酸儒嚼舌根!”皇帝猛地将奏折掼在地上,明黄色的龙纹纸卷滚到太监冯保脚边。冯保赶紧拾起来,瞥见落款是户部给事中姜应麟,心里暗叫不好。这位新科进士上个月才外放,竟敢在奏折里直言:“贵妃郑氏有专宠之嫌,皇长子(朱常洛)年已五岁,宜早正储位(储君之位),以定天下之心。”
这话戳中了万历的痛处。他这辈子最恨别人提“皇长子”,倒不是厌恶那个孩子,而是憎恶他的生母——恭妃王氏。那是个在慈宁宫当差的宫女,当年被他偶然临幸,怀上龙种后才晋封名分。万历打心底里瞧不上这种“意外”,他心里装着的,是能歌善舞、慧黠动人的郑贵妃。
郑贵妃此刻正坐在坤宁宫偏殿,手里把玩着万历御赐的羊脂玉镯。她刚从皇帝那里回来,脸上还带着委屈:“陛下,那些大臣分明是冲着臣妾来的。”她说着揉了揉眼角,露出腕上一道浅浅的疤痕——那是当年为万历挡过刺客留下的,也是皇帝对她格外疼惜的缘由。
“爱妃莫恼。”万历曾在太液池边给她立过誓,悄悄将一枚玉印塞在她手里,印文是“受天之命,既寿永昌”,“朕心里有数,这储君之位,自然是常洵(朱常洵,郑贵妃所生)的。”这便是后来传遍朝野的“玉盒密约”。
可皇帝的誓言在祖制面前,也是苍白无力的。明太祖朱元璋定下的“嫡长子继承制”,像道紧箍咒套在大明皇帝的头上。大臣们翻出《皇明祖训》里“立嫡以长不以贤,立子以贵不以长”的条文,天天在朝堂上念叨。首辅申时行是个老滑头,每次议事都顺着皇帝说“陛下圣明”,转头就把群臣的奏折打包送进宫,气得万历在文华殿摔了好几次砚台。
这场拉锯战一扯就是十五年。万历二十九年,皇长子朱常洛已经二十岁,连儿子朱由校(后来的天启帝)都能满地跑了,自己还是个没名分的“皇长子”。而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,被封为福王,却迟迟不肯就藩(前往封地),摆明了还在等机会。
这年重阳节,吏部尚书李戴率领百官跪在文华门外,从清晨一直跪到日暮。户部主事顾宪成嗓门最大,他扯着官袍喊道:“陛下若不立太子,臣等今日就死在这里!”太监出来传旨让他们退下,顾宪成回道:“除非拿到立储诏书,否则死也不退!”
宫里的万历听得真切,气得浑身发抖。郑贵妃在一旁哭哭啼啼:“陛下,他们是要逼死臣妾母子啊!”正在这时,司礼监掌印太监突然来报,说慈庆宫(朱常洛居所)走水,虽没伤人,但大火烧了半边殿宇。万历心里咯噔一下——那地方偏僻破败,连消防的铜缸都是空的,这分明是下人怠慢皇长子。
“罢了,罢了。”万历挥了挥手,终是下了立储的圣旨。那天夜里,郑贵妃砸碎了满屋子的珍宝,哭声传到乾清宫,万历听着,却只是默默地饮了一夜闷酒。
可事情并没结束。福王就藩的事又拖了四年,直到万历四十三年,发生了震动朝野的“梃击案”。一个叫张差的汉子,拿着根枣木棍,竟然一路打进了慈庆宫,打伤了好几个太监。审案时,张差疯疯癫癫地说:“是郑贵妃宫里的太监让我来的,说打死小爷(指朱常洛)有赏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