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问他为什么不写,那家伙说:
“急什么,现在给了初稿也要改。我打算写好以后,定时在开幕式当天的凌晨三四点发送,这样对方不仅会觉得我辛苦,还没有时间提修改意见,这不就一遍过了吗?”
我皱了皱眉,好心地提醒了他。
“我没记错的话,那家企业买这个版花了15万,你这篇稿子就能拿到1万块钱,这么做合适吗?”
“有什么不合适?那么较真干嘛,你真以为对方就在乎吗?他催我不也只是为了交差?差不多就得了。”
我看着陈子理的嘴脸,气不打一处来。
从那天起,我没有再往秃头男人的办公室桌上砸红包,取而代之的一封义正言辞的辞职信,上面只有五个字:
“老子不干了!”
只可惜,我的辞职信只有一页纸,它砸不出什么气势。
它轻飘飘的,就像我这个人一样。
辞了记者的工作后,我不敢告诉家里,躲在出租屋找了半个月工作。
最终,我又进了一家自媒体公司。
我最初看上他们,是觉得他们真正在为不公发声,虽然在专业性上有所欠缺,但那片赤诚还是打动了我。
只不过,很快我便发现,在生意面前谈赤诚,更显得我天真幼稚。
在公司里,我们虽然追逐很多社会的热点事件,但本质上为得不是伸张正义,而是为了获取流量。
公平不如公开,正义不如争议……
我所追求的真相,在别人眼里不过是个添头,可有可无。
有一年,我去余坛出差,突然发现了一起发生在几年前的社会事件。
那是一个公交车司机被老人碰瓷的旧闻,当时曾在互联网上闹得沸沸扬扬。
一堆网友蜂拥而上,如同饥饿的鬣狗,不分青红皂白地撕扯真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