叶菲米走后,宫廷的廊道显得空了许多。
我寂寞,但还可以忍耐。夜深时我仍会想起他,想起他在我体内撞动的那一刻,额头贴着我脖子后侧,喘息像热铁滚过雪地。那种错觉还残留在我的皮肤上,像被火吻过的痕。
几周后,他从特兰西瓦尼亚的驻地送来信使,带着一封手写信和一张白貂皮裹着的银带。信里说那边边防松动,奥斯曼的走私商频繁跨境,需要调整当地税制与驻军。
“我想将锡比乌与阿尔巴尤利亚整合为一域,由我暂代治理,以便迅速反应。”
他写得非常得体,连最后一句“等我回来”的笔迹都温柔得像吻。
我几乎没想就答应了。给他写了回信,只写了一句:
“无论你治的是王国的边境,还是我这颗心,都是理所应当。”
他走后,我把他原来在我身边的那张椅子空着,早餐时仍旧放两套餐具。我在宴会时提到他,说他有整军之才,有未来共治的风骨;我在主教面前替他辩护,说信仰与欲望从不冲突,只要心够忠诚。
我甚至开玩笑说:“亚历山大有赫费斯提翁,屋大维有阿格里帕,而我——”
我笑着举起酒杯:“我有叶菲米。”
可这个玩笑,在王国议事团上,没人笑得出来。
一位年长的勋爵冷冷说:“我们如今的国王似乎更像是一个情人,而非王座上的决断者。”
另一位主教阴阳怪气地表示:“共治?共治通常意味着婚姻,或者……更神圣的仪式。”
还有人讥讽说:“他在特兰西瓦尼亚发了自己的徽章铸币,军团战旗上已无王徽。我们是在培养一个未来的摄政王,还是一个未来的反王?”
我看着他们,一言不发。
直到所有人都不说话了,我才站起身来,轻描淡写地说: